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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会议

【来源:会理会议 | 发布日期:2021-05-28 】

(2021.5.28 文峰塔党员活动室 王春林 本部门 会理会议)

2021年5月28日雕塑院直属党支部副书记王春林在文峰塔一楼党员活动室召开了全体职工会议,王春林副书记宣讲了会理会议,大家重温了会理会议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重大意义主题内容等内容。

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会上发言,批评林彪所谓“走了弓背”和要求撤换军事指挥的错误意见,支持毛泽东的指挥,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对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对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长征中巩固毛泽东指挥权的会理会议

自遵义会议开始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军事领导地位,中经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得到加强,最终经过会理会议而得到完全巩固。

毛泽东刚刚重掌指挥权,就有人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掌军事指挥权,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甩开敌人,突然进入了云南,继而向川西重镇会理进发。此时,黔滇两省的敌人正规军多被蒋介石调空了,红军战士有如神行太保,大步流星,每昼夜疾行80公里。

一路上,毛泽东分头找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张闻天、博古,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位于四川省最南端,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小昆明”之美誉,也是红军入川所要经过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于是,派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但是会理是一座古城,有300年前挖的很宽的护城河,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红军围攻了7天,都未攻破,只在城西坚固的城墙上炸开了一个缺口。这种事在长征途中也是少有的。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遂于1935年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当时形势下,召集这样一次会议确实很有必要。虽然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将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甩在金沙江以南,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林彪公然提出要撤换毛泽东的指挥权。

红军在过去几个月的频繁战斗中,特别是四渡赤水,时东、时西、时南、时北,迂回穿插,走了许多路。有时为了甩掉敌人,迷惑敌人,一时看不出它的必要;有时敌变我变,看起来走了冤枉路,但非走不可;在这样大规模运动作战中,白走一点路是难免的。红军广大指战员极度疲劳,减员也不少。所以上上下下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但不同意见也很多。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最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很厉害。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行动要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法,等等。那时候军情紧急,下个命令说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人说要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

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也抱怨说,毛泽东带领部队光走冤枉路,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的言论遭到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毛泽东的指挥没错!但是林彪听不进去,私下里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由毛泽东、朱德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这件事牵涉到彭德怀,而彭当时并不知情。

林彪写信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战场指挥权违背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是非常错误的;但在当时,不赞同或不理解毛泽东的主张的领导人和负责人不是个别的,虽然他们的性质不如林彪那么严重。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得意之笔”,但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走路还是打仗。在三人团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却要拖垮了。闻天到三军团去,德怀同志把部队的情绪向闻天说了,闻天说,有意见拿到会上讨论。

第二件,对土城战斗的失利表示不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赤水,在土城地区与川军激战,没有取胜,反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主要是红军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于是临时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这是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领导权后指挥的第一仗。

胜败乃兵家常事。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三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冷嘲热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要打败仗。早在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的“本本主义”倾向,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讽刺为“狭隘经验论者”。博古嘲讽土城之役失利的话由此而来。

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与刘少奇交谈时,也说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没有达到目的,还造成很大的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信,表示自己的不满。

第三件,是刘少奇和杨尚昆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

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说怪话的也最多。刘少奇将从部队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发。彭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刘少奇和杨尚昆签发的。

第四件,中央领导人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央开会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主张打。毛泽东认为,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值得,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毛泽东据理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作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会议还决定撤销毛泽东刚刚担任几天的前敌总指挥,由彭德怀暂代。当天晚上,毛泽东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避免了一次损失。

战场指挥,有时必须果断决策,捕捉战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

第五件,张闻天曾经要求离开领导岗位。

遵义会议后,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前往,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负总责”的张闻天曾自告奋勇要求去,政治局没有同意。后来,中央派陈云去上海。

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刚刚出来担当重任,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不过,也应该看到,领袖的权威是在长期斗争中建立的,“军事领导的权威”要“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之前,毛泽东的指挥受到怀疑、批评是不足为奇的。“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为了统一思想,维护团结,5月12日,中共中央在离县城7.5公里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岁月磋跎,沧海桑田,现在“会理会议”旧址已在一个大水库中。这个水库叫红旗水库,1974年竣工,主要解决会理居民的饮用水。水库边上的上坡有一块“会理会议”纪念碑。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等,李德列席了会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去的。当时,彭德怀正在指挥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接到通知,也赶赴会场。为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会场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军团负责人的地铺也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

会议召开的时机选择得很好:第一,红军终于突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第二,红军渡过了金沙江,将追敌远远地甩在江南,红军有了喘息休整的机会,中央因此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充分的讨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张文天的报告大纲在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讨论过。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严厉地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是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从3月中旬我们又往返两次(即第三次、第四次)渡赤水,调动敌人,弄得他们各路人马疲于奔命。我们跑路虽然苦了点,可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把敌人甩在金沙江以南,离我们最近的滇军也有两三天的路程。而且过了江,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毛泽东着重说明了迂回穿插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在赤水河左右转来转去,在滇黔两省穿插、迂回,跑了两三千里路。这不是白跑,而是很有必要,不然怎么能让老蒋在贵阳惊慌失措呢?我们南下威逼贵阳时,他为了给自己保驾,又急调滇军出援。滇军一出来,我们这盘棋就活了,就争取了主动局面。

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人反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了一些路,就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彭德怀此时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攻打会理城的问题上,因此仅就军事行动发表了意见,并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毛泽东突然打断彭德怀的发言,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听到毛泽东的批评,彭感到很茫然,百思不得其解。林彪坐在旁边,低着头,沉着脸。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他赶紧抬起头来解释:“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等林彪把话说完,毛泽东就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从毛泽东的话中看,他对林彪并不介意,而怀疑彭德怀是林彪的后台,是彭指使林写的信。

彭德怀觉得很委屈,但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维护中央领导的威信尤其重要,因此也就没有为自己辩护。

毛泽东的讲话也涉及到张闻天,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是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层意思。他还说,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这话确实说得过分了。因此后来两人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

在会议上,杨尚昆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论”也受到批判,内心当然不舒服。而且,他还“接受”了一项任务,要黄克诚写书面检讨。会后,杨尚昆找黄克诚谈话,黄就是不写,他认为自己没有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大局,能够服从决定,没有影响工作。

会议进行了两三天,除了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外,还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红军继续北进,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

会理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红军进入四川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四次扩大会议中最早的一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积极的。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下,毛泽东指挥的战略战术得到确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在当时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张闻天曾做过这样的评价:“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杨尚昆也说:“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但会理会议的斗争方式是不尽恰当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仅靠猜测和推断就进行批评,使一部分同志感到十分的委屈。

第二,把一时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上纲上线为右倾机会主义。对于这一点,张闻天说:“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和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应该说,张闻天这段评价是十分恰当的。会理会议这些不良的后果,影响了毛泽东与彭德怀、张闻天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误解长达数十年之久。

(2021.5.28 文峰塔 党员活动室王春林 本部门 会理会议)

(2021.5.28 文峰塔党员活动室 王春林 本部门 会理会议)

雕塑院直属党支部

2021年5月28日